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镜读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

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镜

文/吴从周 书评人

1619年，万历四十七年，第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使臣抵达北京。他没有携带任何贡品，万历皇帝拒绝他觐见的请求，仅允许通商。这是史载两国第一次官方的接触。此后近300年，俄国不断东扩，并趁蒙古汗国瓦解之机据有亚洲北部，蚕食鲸吞，终于成为中国北方的庞大邻国。

与此同时，俄国成为中国向近现代国家转型的参照。1928年，瞿秋白抵达莫斯科。他写作的《饿乡纪程》中，把苏俄比作伯夷叔齐坚守的首阳山，虽然没有吃、没有穿，但“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，世界革命的中心点，东西文化的接触地”，而中国“虽有香甜的食物，轻软的被褥，也只值得昏昏酣睡，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”。对中国的革命者来说，就是要舍弃中国这样昏昏酣睡的黑暗，投奔到俄国的饿乡去。

近现代以来，中国遭逢世变，被迫向西方学习。但是因文明之隔阂，直接向西方学习不易，于是日本和俄国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“翻译”。但是这两位“翻译”本身对现代化就消化不良，中国从而学习之，难免“取法乎中，仅得乎下”。

时至今日，苏联的转型失败，却成为中国当下道路正确的佐证，彰显着中国模式的奇迹。历史变成了讽刺。

然而，在整个20世纪，俄国是如何一步步走来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？俄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又是怎样点燃革命的火把，然后又在失控的烈焰中焚身、流亡和反省？只有看清这些问题，俄国的参照才有真正的价值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迷茫和探索才能成为我们的镜鉴而非自负。

金雁的《倒转“红轮”——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》正是解答这些问题的尝试。

《倒转“红轮”》这个书名来自俄罗斯哲学家罗扎诺夫和路标派，在20世纪初，他们把俄罗斯走向现代的道路比作碾压一切的巨大红色车轮，“最终使俄罗斯走进了政治社会的死胡同，俄罗斯走进了不应该进去的胡同”，迷失了家乡，于是他们呼喊：““倒转吧，回转吧，国家！”

这些声音迅速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，或者说，被红轮碾过。但在经历了20世纪的动荡和幻灭之后，这些流亡者的声音被重新发现，流亡者成为先知。

60年以后，索尔仁尼琴借来了“红轮”的比喻。1971年，他发表了《红轮》的第一部。这是一部试图像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一样，展现俄国一段历史和生活全景的史诗。他的描写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，几乎重现了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的历史。尽管《红轮》被称作小说，但实际上很难将这部作品归类。它完全不受文学的规则限制，在史实和虚拟情节推进中充满了对历史的讨论和哲学思考，以至于有人将它称为“政论小说”。

金雁将这种跨越看作俄罗斯文学内在的传统。赫尔岑认为，在俄国，“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论坛”。它不仅担负着对灵魂和道德的拷问，还是思想家抗衡权力的武器，而对民众，它又是净化和引领的“启示录”。

但恰恰是这种传统，让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将历史变成了改造工程。既然“群氓的解放会给社会带来灾难，给粗鲁无知的人自由，就等于给儿童刀子代替玩具”，那么“人民之子”成长之后，自然要成为“人民之父”，给予他们光明的指引，而人民应该虔诚地顺从“父亲”的教导，为“父亲”和“人民”牺牲自己的一切。

索尔仁尼琴反对集权主义，但是他所秉持的并非“西方”的自由主义，而是俄罗斯传统的保守主义。他是从斯拉夫—东正教传统的角度，反对苏联的集权体制。

在他看来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样，都是在现代化——也就是西化过程中，毁灭俄罗斯伟大传统的一丘之貉。他反思二月革命，极力反对“激进主义”，如果不通过变革除弊，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。

在他看来，美国沉湎于庸俗的唯物主义，是精神上的矮子。而从列宁开始的全面专政，也妨害了自由的精神和完善的道德。只有回到俄罗斯的传统和本土，才能回到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。

与此相对的，是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“高尔基之谜”：他曾同整个知识界决裂，成为左翼作家的代表，但在俄国革命将要成功之时，他无法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和专政，写下《不合时宜的思想》。在这本书里，他以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悲悯发出呼喊：“俄国的工人阶级被瓦解了，正在内讧的残杀中被杀戮；工业被彻底地摧毁了；国家被损伤得体无完肤，交给兽性本能的人们，任凭他们去抢掠。政权在同兽性本能的人们的斗争是软弱的，不管它‘无意中’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。”

然而，到了斯大林时代，高尔基却从海外归来，成为吹捧斯大林的领军人物，成为罗曼·罗兰笔下那个鼻子穿着铁环，在马戏团里供人玩弄的“老熊”。

长久以来，人们难以在思想史上为他的转变找到合理的解释。但是，在高尔基出走时，在美国所受的冷遇，和他回到苏联受到的热烈欢迎与歌颂显然深深刺激了这位“革命的海燕”。在金雁看来，人格的堕落未必要到形而上的层面寻找原因，高尔基曾经高歌一个“大写的人”，但毕竟贪恋禄位也是人性的弱点。

从索尔仁尼琴到高尔基，再上溯到试图告别革命的路标派、有宗教情怀但缺乏行动力的贵族知识分子、愤怒的平民知识分子，再到尼康的宗教改革。金雁用倒叙的方式，沿着这条逆流而上的路径去探索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，对激进主义进行了一次深刻反省。

这种看似充满终极价值追求和俗世行动力的思潮，实际上根植于人性的弱点——盲目、憎恨、短视、贪婪。当宗教精神的敬畏和悲悯被排除之后，激进主义就不免酝酿为灾难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俄国知识分子的“罪与罚”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“罪与罚”。所不同的是，俄国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流亡和反省，为世界文明提供了闪光的宝藏，而中国的反省尚未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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